关于芥川的二三事

阅前提示:*由于文化差异、时代和作家个人的局限性,文中或许有某些观点不符合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阅读时请自行甄别。*作品中观点不代表译者观点。
关于芥川的二三事原题:『芥川の事ども』文/菊池宽(菊池 寛) 译/陈点灯
初出:「文藝春秋」1927(昭和2)年9月号
关于芥川的死,我似乎有好多可以写的。然而当我提起笔来,却什么都写不出了。
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死因。不仅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能使世人认可的原因。也许芥川的死,主要原因还是像他自己所说,感到“朦胧的不安”吧。
在那两三年间,身体疲倦、神经衰弱、令人腻烦的世俗辛劳,都在不断加深他那绝望性的人生观。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招致了他的死亡。
尤其是去年,各种病痛重创了他的身心:神经衰弱、失眠、胃肠功能受损,还有经年累月的痔疮……这些病痛纠缠着他,夺去了他的生活能力。也许他苦于这些病痛,才逐渐下了自杀的决心吧。
我们这些人当中,芥川本是最孤高脱俗、远离尘世的那一个。然而,被病痛折磨的两三年间,他还不得不应付无穷无尽的琐事,被最世俗的辛劳百般纠缠。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举一个例子,有关兴文社出版的《近代日本文艺读本》。芥川做任何事,都很容易沉迷其中。这读本便是他倾注心血编纂的。为了让所有的文人都感到满意,他尽可能多地收录了不同人的作品。在芥川看来,他不想失去对任何一位的敬意。因此,书中收录的作者多达一百二、三十人。但因为过于讲究,过于富有文艺性,很多书都没能卖出去;再加上协助的两三位编辑也要分得部分版税,导致芥川最后得到的酬劳甚至连他耗费心血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可是世人是怎样评说的呢?那时竟有人妄言“芥川是靠卖读本赚钱建了书斋的”。甚至有作家抱怨道:“搜罗了我们贫困作家的作品来卖书,结果自己赚了大钱,真无耻。”芥川听到这样的妄言,该有多么心酸。对于他来说,这样的传闻无疑是难以忍受的。他看起来很受不了这样的风言风语,对我说过“今后我想把那本书的版税全部捐给文艺家协会”。我那时也喋喋不休地劝了他好多。我跟他说,没必要太在意那些人。如果捐赠给文艺家协会的话,问题反而会更大。那些难听的话,完全无视就好。虽说书没卖出去,但你毕竟也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至于那些嘟嘟囔囔发牢骚的货色,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芥川向读本中加入了很多位作家的文章,本意是表示对各位作家的尊敬,结果反而成为这些人叫冤叫屈的理由了,这是他完全始料未及的。我反驳他“寄钱给文艺家协会”之类的话。但他却说,“这样一来,今后的版税就都能分到协会里的每位作家手上了。”我对这个也持反对态度。读本这种书目和教科书类似,是有未经作者允许便自行收录的前例的。明明得到了出版社的郑重许可,如果获得了非常大的利益就另当别论了——但既然书卖得不好,就根本没必要那么做。“如果要分配给一百二、三十人,一个人也就给十块钱左右,没什么大不了的。”听他都这么说,我也是心服口服了。听说他最后还是给每位作家都寄了一张三越(百货商店)的十元邮票,也没管对方要不要。我为如此在意这些事情的芥川感到悲伤。然而,人格上的洁癖性却使他不得不如此。
这一事件前后,还有三、四个棘手的事件也与它有关。要是换做我这类人,肯定会甩下一句“随你的便吧”,就丢一边不管了。然而芥川直到生命最后关头都很在意这些事,且都是世俗的琐事。而这,对于他的神经来说是极难忍受的。
不仅如此,芥川的家庭也发生了种种的不幸。姐夫的自杀,还有一直信赖的小舅的重病,都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芥川数年来已经萌发了厌世的人生观。而这些事一样样叠加在一起,使得这种人生观逐渐落实。这人生观又与疾病的痛苦一起,拉近了他付诸行动的时间。
他的《手记》中就有关于这一点的描述。我认为这些记录是值得信服的。在此之上还要对他进行各种揣测的话,就是对死者的亵渎了。他文中的女子,即使不是文子夫人,和那个女人的恋爱问题也不会超过一定程度。只是求而不得的程度吧。我听到有奇怪的传言说,在芥川寄给我的遗书中,写着关于那女子的事情。然而实际上,遗书中除了他与我死别的寒暄之外,没有一句抱怨。对于这些听信妄言的人,我随时欢迎他们亲自来查阅遗书。
读了芥川的《手记》,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境是澄澈的,而且还很从容。他绝不是因为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而死去的。但凡有点脑子的人,读了《手记》就会立刻明白——他为了不让世人感到震惊,大概想将自杀伪装成病死吧。
我与芥川已有十二、三年的交情了。上一高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芥川和恒藤君最亲近。那时我们结交要好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恒藤君便是芥川当时最亲近的朋友了。这两个人都有超然的秀逸文才。当时我和久米、佐野、松冈等人一起,作为捣乱分子四处胡闹,并没有和芥川产生交集。
恒藤恭(1888-1967)法哲学家,曾任同志社大学、京都大学教授,讲授国际法、法理学等。
久米正雄(1891-1952)小说家、剧作家。与芥川同为夏目漱石的门生。芥川自杀前也为他留下了一封遗书。
佐野文夫(1892-1931)政治家,第二次日本共产党委员长。
松冈让(1891-1969)小说家,随笔家。
我和芥川开始交往,是在一高毕业之后。我离开一高,去了京都。记得等到暑假去东京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和芥川亲近起来。之后,从我参加时事新报的工作开始,关系就变好了,大正八年,经他介绍我成为了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客座成员。那以后才真正与他亲密地往来。而最近一两年,我忙着参与各类俗事。由于我实在忙碌,一个月也就见上一次。最近与他来往最密切的人是小穴隆一君吧。小穴君以芥川为师父,每日陪伴在他左右。
小穴隆一(1894-1966)画家、装帧家、俳句诗人。芥川形影不离的亲友。芥川十分信赖他,许多作品的装帧设计都交由小穴完成。芥川在遗书中还叮嘱孩子们“你们要以小穴隆一为父,遵循他的教导”。
顺便一提,芥川是非常注重友情的人。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朋友名字的读音。长子比吕志,读音同“宽”(菊池宽);次子多加志,读音“隆”(小穴隆一)、末子也寸志,读音“恭”(恒藤恭)。
芥川与我,不管是喜好还是性格都截然相反。对他的那些喜好,我实在没有办法从理智上产生共鸣,就算要我装装样子也不行;而我所做的事,想必很多他都看不上眼。然而即便如此,十年来我们没有产生任何感情上的隔膜。我有个毛病,一旦对谁的什么事感到愤慨,就会立刻向其寄出快信的,所以朋友们都知道“菊池的快信”。但只有芥川,我一次也没有向他寄过这样的快信。
说起来,我和芥川之间,还是我给他添麻烦的时候比较多。但即便如此,我提的那些无理的请求,他基本上都同意了。比如最近我请他一同编纂《小学生全集》等等——这对于决心自杀的他来说肯定是很讨厌的。也许他顾及到拒绝我的请求会让我感到不快,作为离世前最后的交情,他还是应了下来。他寄给我的遗书上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那时自杀的决心便已成熟了吧。
现在想来,我好像对芥川什么忙都帮不上。然而他虽然心情阴郁,却好像还为我的生活状况很是担心。去年十月我在鹄沼的时候收到了他这样的一封信。因为担心发生在我身上的某一事件,他告诉我“有需要就通知我一声。如果力所能及,我也动身前去东京。记得给我发个电报。”不管我一点也不担心那件事,便回复他道“请放心”。但我很高兴芥川在为神经衰弱而烦恼的同时,还为我的事情考虑。他似乎很担心我近年来一点也不创作。
有天他问我:“为了《文艺春秋》更好地发展下去,你不需要以作家的身份继续创作出好的作品吗?”
而我是这样回答的:“不,我不这么认为。作为作家的我和作为编辑的我是不一样的。作为一名编辑,我还没有全力以赴,所以如果能使出全力的话,我想杂志会发展得更好的。”
我并不认同芥川的说法。我想他的本意是担心我完全不发表创作了吧。
我最遗憾的,便是芥川去世前,我竟有一个多月没有和他见面。虽然之前在“文艺春秋座谈会”上见过两次,但两次都有旁人在场,和他没能亲切地聊上一聊。而且,我俩在《小学生全集》上的分歧,让我感到十分对不住他,更没脸去见他了。座谈会结束后,我还需要和出席者同乘一车,将人家送回去。所以也没有留下和芥川说话的机会。只是那一次,我们在万世桥的葫芦亭举行座谈会。我正要上车的时候,他瞥了我一眼。那眼中有一种异样的光。唉,他那时是想和我说话吧。可惜车已经开动了,所以只好作罢了吧。芥川并不是会在那种场合公开自己想法的人,但我感到他那时的眼神中,似乎有要我留下来说说话的渴望。我留意到了他的眼神,但正如上文所说,我没有脸去面对他,所以当时的要紧事基本上都是通过旁人传达来解决的。
他走后我才知道,七月上旬,他曾两次造访文艺春秋社。然而两次我都不在——这也是后来我才得知的。据说其中的一回,他还呆呆地在接待室里坐了一会儿。而且,当时的职员谁都没有告诉我芥川来找过我。我要是知道的话,转天肯定会去拜访他。但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对他的来访一无所知,最终也没有去拜访他。关于他的死,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情。这样想来,葫芦亭前他悄悄瞥了我一眼——那眼神,会成为我终生悔恨的种子吧。
我想,芥川之所以觉得我可靠,是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力吧。而这是他最欠缺的。他一定非常信任我们的友谊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本应多和他来往,多刺激他的生活能力的——可惜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作为作家的他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何等位置,这将交给公平的旁人来判断。以我的身份只能说,像他那样修养极高、趣味高雅,且和汉洋日本、中国、西方学问兼备的作家,今后再也不会有了。他能兼容和汉古代的传统、趣味和欧洲的学问、趣味,仅从这一层意义上看,他就是日本过渡期的代表性作家。因为在下个时代,文艺上是绝不会再出现正统的和汉传统和趣味了。
我认为,在文学方面的读书上,当代是无人能与他比肩的。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恒藤君问我,知不知道芥川手记里的迈兰德。
菲利普·迈兰德(Philipp Mainl?nder,1841-1876),德国诗人,悲观主义哲学家。迈兰德宣称生命是毫无价值的,而“让虚无比存在更好的认识驱动意志,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你知道迈兰德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名我都不清楚。”
山本有三、井汲清治、丰岛与志雄等人也在场,可谁都不知道。读了他的《手记》后,知道了迈兰德的人到底有几个呢。过了两三天,恒藤君来访时才告诉我说,那是一位德国哲学家,是一位受叔本华影响,抱有厌世思想,鼓吹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的学者。
怎么看,芥川都一定是读过很多迈兰德的。
几年前,芥川还倾心于萧伯纳,甚至一口气读完了萧伯纳的所有作品。“因为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透彻,所以我觉得社会科学方面的阅读,比读那些得过且过的专业文学家的作品要更深刻。”根据他不时讲起这些的话,我甚至觉得,他那“朦胧的不安”中也多少包含了些对于社会动荡的不安。
芥川在自己的周围围了一圈围墙,讨厌的人绝不可能被放进墙内。然而他对自己信赖并认可某些优点的人,是相当亲切的,并会给予照顾。另外,曾经亲近的人,即便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都不会被他轻易抛弃。
芥川的文章讽刺机敏,然而生活中的他却是个热情的道德主义者。我想,如果他是个坏人就好了——这样他就不会拘泥于那些无聊的事情,而是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了吧。
《周刊朝日》上刊登了芥川家女佣的笔记。里面写的他走之前曾用铲子把花瓶敲碎。我不敢妄言事情的真假。但我想,如果平常就能把花瓶打碎,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结果了吧。这一种都市人的、上流的、过度的忍耐把他折磨得很惨。
芥川对《文艺春秋》所倾注的好意,我除了感谢外别无他法。为了回报这份好意,我想永远纪念他。他连载的《侏儒的话》一栏不会取消。只要本杂志不停刊,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他好像还有未发表的断简零墨、书信等,暂时还有可供发表的材料。都用光了,我就载上所有有关他的文章。我打算委托最接近他的小穴隆一君进行编辑。为了纪念大町桂月大町桂月(1869-1925)诗人、歌人、随笔家氏,尚且有一本叫做《桂月》的杂志,那我在杂志中为《侏儒的话》一栏留一两页也不为过吧。
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他最近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希望能多原谅几个人,同时也能被更多人原谅。”如果文坛中人,或是其他人,与故人多少有过隔阂的话,希望诸位能体谅故人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就不再计较了吧。
作者
菊池宽(菊池寛,Kikuchi Kan,1888-1948)
小说家、剧作家。生于日本香川县高松市。本名宽(Hiroshi)。菊池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成为了第三、第四次《新思潮》的同人(同期还有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发表了《屋顶的疯子》、《父归》,并未获得大众的认可。就职于时事新报社期间发表的《无名作家的日记》、《不计恩仇》受到好评,确立了其在文坛的地位。作品具有明确的理智性风格,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创办《文艺春秋》杂志,为新闻小说开创了新的领域。设立了芥川奖、直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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