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原文(王佺丨唐员半千《陈情表》真伪考辨)

陈情表原文

员半千，据笔者考证，其生年为贞观十四年（640），卒年为开元二年（714），享年75岁。事迹最早见于唐元和间人刘肃所撰《大唐新语》，《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其传记，《资治通鉴》也载有其部分事迹，足见此人在唐代及后世颇为史家所看重。近年来有关员半千的史料在基础教育阅读中得到重视，员半千已成为中学生知晓的历史人物。但考察相关史料，其生平事迹与《陈情表》均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有必要考证梳理，廓清疑点，如此不仅有益于学，更有益于教。
《全唐文》卷一六五收录署名员半千的《陈情表》，堪称一篇干谒奇文。它展示了一个怀才不遇、渴求功名而又高自标持、狂傲不羁的文人形象，读来令人神往。《陈情表》的部分内容，在《新唐书》所载“上书自陈”中就已存在。但两相对照，《陈情表》的文字却比《新唐书》繁复了许多。因此，即使可以将《新唐书》之“上书自陈”视为《陈情表》部分内容的出处，后出的《陈情表》也明显经过了加工。（两者文字对照见附表）
△《旧唐书》书影 资料图片

除此而外，《陈情表》的另一些内容则仅见于《全唐文》。编成于清嘉庆年间的《全唐文》，并不标明每篇文章的出处，所以，我们无从知晓《陈情表》的原始文献依据。综观以上内容，至少有三点值得怀疑：
第一，“闻陛下封神岳”的表述与史实不符。《新唐书》的“上书自陈”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均不应出现这句话。“咸亨”是高宗年号，“神岳”指的是中岳嵩山。高宗即位后，则天皇后多次建议高宗封禅中岳，高宗分别在仪凤元年（676）二月、调露元年（679）七月、永淳二年（683）七月，三次下诏封禅中岳嵩山，但这三次封禅中岳的计划都没有付诸实施，也就是说高宗在位期间并没有封禅中岳，且高宗在位时，中岳尚未被赋予“神岳”之称。据《旧唐书·礼仪志》载，中岳改称神岳始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此前无此封号，封神岳之举也是武则天所为。因此，《新唐书》谓员半千“咸亨中，上书自陈”而有“闻陛下封神岳”之语，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武则天封神岳是在天册万岁二年（696），同年腊月改元万岁登封。《陈情表》中“闻陛下封神岳”如果是针对武则天而言，这一年员半千的年龄绝非《陈情表》自述的“立身三十有余”。按照笔者考订的640年为其生年，此时员半千已年过56岁（如按《新唐书》推算的628年为其生年，此时他已过68岁）。而且此前员半千已历任武陟尉、华原尉、武功尉、左卫胄曹参军、宣慰吐蕃使、入阁供奉、左卫长史兼弘文馆直学士，也不能自谓“未蒙一任”。
△《新唐书》书影 资料图片第二，“投匦进款”的表述与史实不合，《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不应出现这句话。《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明言这篇干谒文是“投匦进款”。据《旧唐书·刑法志》《旧唐书·职官志》和《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唐代置匦在垂拱元年（685）或二年（686），则天朝所置匦有四方，其中“延恩匦”是为士人大开干谒之门。然而，这篇《陈情表》若是“投匦进款”，必写于垂拱初年（685）之后。按640年为员半千的生年，此时他已过45岁（如按《新唐书》推算的628年为生年，此时他已过57岁），而非《陈情表》所谓“立身三十有余”。况且，根据员半千任职经历，此前他已授武陟尉，又历任华原尉、武功尉等职，《陈情表》也不能说自己“于今立身，未蒙一任”。
第三，《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的语气和心态不合情理。这篇《陈情表》的语气与心态之狂傲令人难以置信。如文末所言：“望陛下收臣才，与臣官，如用臣刍荛之言，一辞一句，敢陈于玉阶之前。如弃臣微见，即烧诗书，焚笔砚，独坐幽岩，看陛下召得何人？举得何士？”完全忽略了皇帝的尊荣和威严，口气之大，可谓空前绝后。现存最能代表大唐盛世文人精神面貌的干谒文，多出自初盛唐文人之手，其中亦不乏露才扬己、自矜狂傲之作，但作品的干谒对象均为政府官员，与《陈情表》之干谒皇帝不同。干谒皇帝，在把握心态和语气的分寸上理应更为谨慎收敛，而《陈情表》的口气却是变本加厉、毫无顾忌，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在现存唐代文献中也找不出第二篇类似情形的干谒文。
△《全唐文》书影 资料图片依上述分析，《新唐书》所载员半千“上书自陈”的内容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是否为《陈情表》原文，或是否为员半千所写，就是一个疑案。关于这个疑案，本文试作如下推断：
第一，员半千在高宗咸亨年间的确有过上书干谒的事迹，那时他确实未蒙一任，但那是一次阙下上书行为，而非“投匦进款”。此事或曾引起朝野议论，则天皇后或也有所闻知，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载：“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辞，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待制也。’”《新唐书》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数语，很可能指的就是咸亨中员半千阙下上书求官之事，只是那时高宗尚主政，武后并未干预此事。后世，阙下上书误传为“投匦进款”。
第二，员半千在696年则天封神岳之时确实有过献书行为，但那次呈献的不是《陈情表》，而是《封禅四坛碑》十二首。《旧唐书》本传载：“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后人误将二事撮合，于是《新唐书》的“上书自陈”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就出现了“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英才）”这句话。
第三，或因《旧唐书》本传所谓“文集多遗失”，员半千在“咸亨中，上书自陈”的原文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陈情表》当是后世文人根据传闻逸事，夸张、润饰、拼凑而成。毕竟员半千在当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咸亨年间上书干谒之事或曾一时传为佳话，唐代文人对士林间传奇逸闻的渲染传播并不鲜见。《新唐书》本传记载员半千上书自陈的内容，虽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陈情表》的记录，但已非《陈情表》原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比之《新唐书》的内容，又增加了几许夸张和润饰，就更加荒诞无稽了。

附：员半千生卒年考证
员半千生年，史无记载，只能据其卒年推出。而关于员半千的卒年，则有《大唐新语》开元初年、《旧唐书》开元二年（714）和《新唐书》开元九年（721）三种说法。《大唐新语》之“开元初年”与《旧唐书》之“开元二年”实质相近，为了论说方便，不妨统一为《旧唐书》之“开元二年”。后出的《新唐书》，谓员半千卒于开元九年（721），与前二说差距较大，且明言传主“卒，年九十四”，年寿之高，为唐人所罕见。然而《新唐书》的说法却影响独大，比如，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员半千”条，即谓其“卒年九十四”。据此推算，员半千的生年应是贞观二年（628）。但《新唐书》所载传主卒年、享年以及由此推算出的生年，却与《新唐书》本传自身的内容相矛盾，传云“咸亨中，上书自陈……行年三十，怀志洁操，未蒙一官”，假如员半千生于628年，那么咸亨（670—674）中，他至少43岁，而非“行年三十”。如果按其“上书自陈”的时间上推三十年，则员半千大约生于贞观十四年（640）。设若将员半千的生年定为此年，而将其卒年依《旧唐书》定为开元二年（714），则传主享年75，似较近常情。这在唐人中已是高寿了。
△《大唐新语》书影 资料图片关于员半千的生年，还可由《大唐新语》及两《唐书》本传所载其与何彦先师事王义方事作进一步推断。据两《唐书·王义方传》，王义方曾于两度贬谪期间聚徒授学：第一次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张亮被诬告谋反，31岁的王义方受株连被贬儋州吉安期间；第二次是显庆元年（656），41岁的王义方因弹奏李义府奸蠢害政，获罪贬谪莱州，往客昌乐，聚徒教授。员半千师事王义方，应在王第二次遭贬后于昌乐聚徒教授之时。义方十分赏识他，并为他改名半千。《旧唐书·王义方传》载：“（半千）事义方经十余年，博涉经史，知名河朔。”王义方卒于总章二年（669），享年55岁。义方去世，半千与何彦先“为义方制服三年，丧毕而去”。按《新唐书》的说法推算，若员半千生于628年，义方卒时他已42岁，据此前推“十余年”，他是近30岁时才开始师事义方，这个年龄开始求学不但太晚，而且改名也显不妥。关于员半千师事王义方时的年龄，《旧唐书》谓半千“少与齐州人何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既曰“少”，当为少年；《新唐书》先记员半千“举童子”事，接着又记他“长与何彦先同事王义方”，此所谓“长”是针对“举童子”时的年龄而言，即长大后师事王义方。唐制，举童子科须在十岁以下，所以，员半千“举童子”后再去师事王义方，其年龄仍属少年。要之，旧书谓“少”，新书谓“长”，其实并不矛盾。设若半千生于640年，那么由王义方之卒年（669）上推十余年，半千初就义方学当在十几岁时，正与旧书所谓“少”相符。
此外，还有一条旁证。《新唐书·李泌传》记载，神童李泌有一个表兄，是其童年的伙伴，为员半千的孙子员俶。这两个孩子很受玄宗皇帝赏识。据《李泌传》原文，开元十六年（728）泌7岁，俶9岁。若按《新唐书》记载的员半千于开元九年94岁时卒，祖孙二人相差92岁，这样的年龄差似不合常理。若将员半千生年定为640年，则祖孙相差70多岁，应当更合情理。
依上所述，将员半千的生年定为贞观十四年（640），卒年取开元二年（714），享年75岁，这个结论是稳妥的。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内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13版
学术主编：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统筹：刘剑
制作：杨衎
协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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