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原文(王佺丨唐员半千《陈情表》真伪考辨)

陈情表原文

员半千,据笔者考证,其生年为贞观十四年(640),卒年为开元二年(714),享年75岁。事迹最早见于唐元和间人刘肃所撰《大唐新语》,《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其传记,《资治通鉴》也载有其部分事迹,足见此人在唐代及后世颇为史家所看重。近年来有关员半千的史料在基础教育阅读中得到重视,员半千已成为中学生知晓的历史人物。但考察相关史料,其生平事迹与《陈情表》均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有必要考证梳理,廓清疑点,如此不仅有益于学,更有益于教。
《全唐文》卷一六五收录署名员半千的《陈情表》,堪称一篇干谒奇文。它展示了一个怀才不遇、渴求功名而又高自标持、狂傲不羁的文人形象,读来令人神往。《陈情表》的部分内容,在《新唐书》所载“上书自陈”中就已存在。但两相对照,《陈情表》的文字却比《新唐书》繁复了许多。因此,即使可以将《新唐书》之“上书自陈”视为《陈情表》部分内容的出处,后出的《陈情表》也明显经过了加工。(两者文字对照见附表)
△《旧唐书》书影 资料图片

除此而外,《陈情表》的另一些内容则仅见于《全唐文》。编成于清嘉庆年间的《全唐文》,并不标明每篇文章的出处,所以,我们无从知晓《陈情表》的原始文献依据。综观以上内容,至少有三点值得怀疑:
第一,“闻陛下封神岳”的表述与史实不符。《新唐书》的“上书自陈”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均不应出现这句话。“咸亨”是高宗年号,“神岳”指的是中岳嵩山。高宗即位后,则天皇后多次建议高宗封禅中岳,高宗分别在仪凤元年(676)二月、调露元年(679)七月、永淳二年(683)七月,三次下诏封禅中岳嵩山,但这三次封禅中岳的计划都没有付诸实施,也就是说高宗在位期间并没有封禅中岳,且高宗在位时,中岳尚未被赋予“神岳”之称。据《旧唐书·礼仪志》载,中岳改称神岳始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此前无此封号,封神岳之举也是武则天所为。因此,《新唐书》谓员半千“咸亨中,上书自陈”而有“闻陛下封神岳”之语,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武则天封神岳是在天册万岁二年(696),同年腊月改元万岁登封。《陈情表》中“闻陛下封神岳”如果是针对武则天而言,这一年员半千的年龄绝非《陈情表》自述的“立身三十有余”。按照笔者考订的640年为其生年,此时员半千已年过56岁(如按《新唐书》推算的628年为其生年,此时他已过68岁)。而且此前员半千已历任武陟尉、华原尉、武功尉、左卫胄曹参军、宣慰吐蕃使、入阁供奉、左卫长史兼弘文馆直学士,也不能自谓“未蒙一任”。
△《新唐书》书影 资料图片第二,“投匦进款”的表述与史实不合,《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不应出现这句话。《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明言这篇干谒文是“投匦进款”。据《旧唐书·刑法志》《旧唐书·职官志》和《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唐代置匦在垂拱元年(685)或二年(686),则天朝所置匦有四方,其中“延恩匦”是为士人大开干谒之门。然而,这篇《陈情表》若是“投匦进款”,必写于垂拱初年(685)之后。按640年为员半千的生年,此时他已过45岁(如按《新唐书》推算的628年为生年,此时他已过57岁),而非《陈情表》所谓“立身三十有余”。况且,根据员半千任职经历,此前他已授武陟尉,又历任华原尉、武功尉等职,《陈情表》也不能说自己“于今立身,未蒙一任”。
第三,《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的语气和心态不合情理。这篇《陈情表》的语气与心态之狂傲令人难以置信。如文末所言:“望陛下收臣才,与臣官,如用臣刍荛之言,一辞一句,敢陈于玉阶之前。如弃臣微见,即烧诗书,焚笔砚,独坐幽岩,看陛下召得何人?举得何士?”完全忽略了皇帝的尊荣和威严,口气之大,可谓空前绝后。现存最能代表大唐盛世文人精神面貌的干谒文,多出自初盛唐文人之手,其中亦不乏露才扬己、自矜狂傲之作,但作品的干谒对象均为政府官员,与《陈情表》之干谒皇帝不同。干谒皇帝,在把握心态和语气的分寸上理应更为谨慎收敛,而《陈情表》的口气却是变本加厉、毫无顾忌,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在现存唐代文献中也找不出第二篇类似情形的干谒文。
△《全唐文》书影 资料图片依上述分析,《新唐书》所载员半千“上书自陈”的内容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是否为《陈情表》原文,或是否为员半千所写,就是一个疑案。关于这个疑案,本文试作如下推断:
第一,员半千在高宗咸亨年间的确有过上书干谒的事迹,那时他确实未蒙一任,但那是一次阙下上书行为,而非“投匦进款”。此事或曾引起朝野议论,则天皇后或也有所闻知,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载:“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辞,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待制也。’”《新唐书》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数语,很可能指的就是咸亨中员半千阙下上书求官之事,只是那时高宗尚主政,武后并未干预此事。后世,阙下上书误传为“投匦进款”。
第二,员半千在696年则天封神岳之时确实有过献书行为,但那次呈献的不是《陈情表》,而是《封禅四坛碑》十二首。《旧唐书》本传载:“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后人误将二事撮合,于是《新唐书》的“上书自陈”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中就出现了“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英才)”这句话。
第三,或因《旧唐书》本传所谓“文集多遗失”,员半千在“咸亨中,上书自陈”的原文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陈情表》当是后世文人根据传闻逸事,夸张、润饰、拼凑而成。毕竟员半千在当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咸亨年间上书干谒之事或曾一时传为佳话,唐代文人对士林间传奇逸闻的渲染传播并不鲜见。《新唐书》本传记载员半千上书自陈的内容,虽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陈情表》的记录,但已非《陈情表》原貌。《全唐文》收录的《陈情表》比之《新唐书》的内容,又增加了几许夸张和润饰,就更加荒诞无稽了。


新唐书

臣家资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朝廷九品无葭莩亲,行年三十,怀志洁操,未蒙一官,不能陈力归报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得天下英才五千,与榷所长,有一居先,臣当伏死都市。

全唐文

臣贫穷孤露,家资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有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英才,货卖以充粮食,奔走而归帝里。京官九品,无瓜葛之亲,立身三十有余……投匦进款,奉敕送天官……于今立身,未蒙一任,臣恨不能益国……陛下何惜玉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辞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附:员半千生卒年考证
员半千生年,史无记载,只能据其卒年推出。而关于员半千的卒年,则有《大唐新语》开元初年、《旧唐书》开元二年(714)和《新唐书》开元九年(721)三种说法。《大唐新语》之“开元初年”与《旧唐书》之“开元二年”实质相近,为了论说方便,不妨统一为《旧唐书》之“开元二年”。后出的《新唐书》,谓员半千卒于开元九年(721),与前二说差距较大,且明言传主“卒,年九十四”,年寿之高,为唐人所罕见。然而《新唐书》的说法却影响独大,比如,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员半千”条,即谓其“卒年九十四”。据此推算,员半千的生年应是贞观二年(628)。但《新唐书》所载传主卒年、享年以及由此推算出的生年,却与《新唐书》本传自身的内容相矛盾,传云“咸亨中,上书自陈……行年三十,怀志洁操,未蒙一官”,假如员半千生于628年,那么咸亨(670—674)中,他至少43岁,而非“行年三十”。如果按其“上书自陈”的时间上推三十年,则员半千大约生于贞观十四年(640)。设若将员半千的生年定为此年,而将其卒年依《旧唐书》定为开元二年(714),则传主享年75,似较近常情。这在唐人中已是高寿了。
△《大唐新语》书影 资料图片关于员半千的生年,还可由《大唐新语》及两《唐书》本传所载其与何彦先师事王义方事作进一步推断。据两《唐书·王义方传》,王义方曾于两度贬谪期间聚徒授学:第一次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张亮被诬告谋反,31岁的王义方受株连被贬儋州吉安期间;第二次是显庆元年(656),41岁的王义方因弹奏李义府奸蠢害政,获罪贬谪莱州,往客昌乐,聚徒教授。员半千师事王义方,应在王第二次遭贬后于昌乐聚徒教授之时。义方十分赏识他,并为他改名半千。《旧唐书·王义方传》载:“(半千)事义方经十余年,博涉经史,知名河朔。”王义方卒于总章二年(669),享年55岁。义方去世,半千与何彦先“为义方制服三年,丧毕而去”。按《新唐书》的说法推算,若员半千生于628年,义方卒时他已42岁,据此前推“十余年”,他是近30岁时才开始师事义方,这个年龄开始求学不但太晚,而且改名也显不妥。关于员半千师事王义方时的年龄,《旧唐书》谓半千“少与齐州人何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既曰“少”,当为少年;《新唐书》先记员半千“举童子”事,接着又记他“长与何彦先同事王义方”,此所谓“长”是针对“举童子”时的年龄而言,即长大后师事王义方。唐制,举童子科须在十岁以下,所以,员半千“举童子”后再去师事王义方,其年龄仍属少年。要之,旧书谓“少”,新书谓“长”,其实并不矛盾。设若半千生于640年,那么由王义方之卒年(669)上推十余年,半千初就义方学当在十几岁时,正与旧书所谓“少”相符。
此外,还有一条旁证。《新唐书·李泌传》记载,神童李泌有一个表兄,是其童年的伙伴,为员半千的孙子员俶。这两个孩子很受玄宗皇帝赏识。据《李泌传》原文,开元十六年(728)泌7岁,俶9岁。若按《新唐书》记载的员半千于开元九年94岁时卒,祖孙二人相差92岁,这样的年龄差似不合常理。若将员半千生年定为640年,则祖孙相差70多岁,应当更合情理。
依上所述,将员半千的生年定为贞观十四年(640),卒年取开元二年(714),享年75岁,这个结论是稳妥的。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内容:《光明日报》2021年2月22日13版
学术主编: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统筹:刘剑
制作:杨衎
协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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