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講稿: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由來與發展)

历史地理学
各位同學、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還有我尊敬的唐曉峯先生:
感謝各位線下線上的朋友,現在把目光聚集在我的面前,聽我來談談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在中國的來龍去脈。
本來由坐在我身邊的兄長唐曉峯先生來談這個題目應該更合適些,他的水平、能力、成就和資歷都比我要高很多,但由於我很長時間不大參與歷史地理學界的活動了,近些年來撰著的歷史地理學論著也很少,以致很多關心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的朋友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在學術界的“出身”就是歷史地理學,爲正本清源擴大影響,重返歷史地理學領域,就特地請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鄧小南老師幫忙,給我安排了這麼個機會,搶先講一講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好講一些的題目。
好在三天以後的這 一個週日、即12月6日的下午,同樣在這裏,還有一場線上直播,由唐曉峯、李孝聰和鄧輝這幾位北京大學的老師一起,更加深入具體地講述“歷史地理在中國”這個問題,他們一定會比我講得更深、更好,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朋友們,屆時請一定來聽一聽,大家絕不會後悔的。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到時候我一定會到現場來洗耳恭聽。
就像我剛纔講的,今天我在這裏和大家談論的核心問題,是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在中國的來龍去脈,而要想清楚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先從歷史地理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說起。
 
一、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
這門學科的中文名稱有點兒怪,既有歷史,又有地理,這很容易讓人感到困惑。下面我就講一個我親身的經歷,來形象一些、具體一些說明這種困惑是什麼。
一轉眼已經是三十九年前的往事了。那是在1981年的中秋節過後的一兩天,我大學本科畢業前夕,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考場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公共課科目之後,一進入專業課考試,連續一天半,一位監考老師就在我身後一動不動地看着我答卷。大家都是一路考試考過來的,我心裏那滋味,你們很容易想象。幸好,我心理素質不錯,沒被他弄煩弄亂答不上卷,結果還是順利考入陝西師範大學跟隨史念海先生讀書去了。不光讀了碩士,緊接着還讀了博士,成了這個學校有史以來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的博士。
那麼,這位監考老師到底爲什麼非盯着我看個不停呢?難道我真是靠作弊考上的研究生不成?我心裏又煩又悶地被他盯了一天半,直到最後一科考完,交卷後快要走出考場的時候,纔明白了爲什麼一直盯着我看。正在我一腳門裏一腳門外想趕快離開考場散一散被他盯出來的晦氣的時候,忽聽他說:“這位同學你等一下,我又個問題要問你。”——“你到底是要考歷史呀?還是要考地理?”原來他就爲滿足這個好奇心纔一直盯着我看,可終究也沒弄明白個究竟!
其實直到今天,對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界來說,究竟是“歷史”還是“地理”,確實是很多學者熱切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只不過問題提出的角度和方式,同這位監考老師稍有不同——即這門學問到底是屬於歷史學科呢?還是屬於地理學科?
這樣的討論,無論參與者想把歷史地理學算作歷史學科,還是想把這門學問算作地理學科,大家論述的前提,都是源自西方的現代學科體系。如同我在下面將要講具體講述的那樣,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本來就是直接從西方引入的,所以這樣的認識路徑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就基於這樣的西方現代學科體系,來談一下中國學術界相關的看法和我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首先我們需要用比較簡要的語言來定義一下歷史地理學是研究什麼問題的學科,也就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在這一方面,可以這樣講: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各項構成要素;換一個說法,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定義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將其表述爲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及其規律的一門學科。
這裏所說的“歷史時期”,從本質上來說,它的上限,是指人類發展進入到能夠對地理環境產生較大影響的階段以後;下限則由於正在發生的“現實”每一秒鐘都隨時被轉化成了“歷史”,也就是說每一項“現實”的地理問題,衹要它發生了,衹要它存在,也就都可以說是“歷史地理”問題,所以從絕對意義上簡直無法劃分。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實踐中,對於中國大部分地區來說,從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時間上限來講,一般是研究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地理環境和地理要素;下限,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學者是把它限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大家一定要理解,這個上限和下限都有一定的相對性,下限的相對性更強,可以伸縮的幅度也更大。
這樣的定義雖然顯得有些不清不楚,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實際情況就是如此。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們都很難把它從同週邊的聯繫當中截然區分開來,或者說區分彼此的界限並不是一條線,衹能是一個寬泛的、模模糊糊的“帶”。不過話說到這裏,就會把我們的目光引向歷史地理學區別於其他地理問題研究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特徵——這就是它獨特的時間屬性。
從上面講述的情況中,我們會很容易理解,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所處的地理環境與構成這一環境的各項地理要素。談到地理環境,我們自然都很清楚,人類生存在地球的表面上,而地球是先於人類而產生和存在的,並且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樣,在邏輯上就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地理環境和構成這一環境的各項地理要素,比我們上面所說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時間起點不僅要早,而且要早很多很多。
談到這一點,實質上這也是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之間很大的一個差別。雖然在與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具有很多糾葛這一點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猶如歷史學一樣,與當代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研究者很難從總體上做出一刀兩斷的切割。但是,它的上限,卻與歷史學有很大不同。這就是歷史學研究無論如何也不會觸及人類出現之前的時段,而這一時段卻是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
從研究的時段上來做劃分,地理學大致可以分爲如下三個大的相互銜接的組成部分。即:

 
這裏面列舉的“古地理學”,就是研究我在前面提到的人類活動“能夠對地理環境產生較大影響”之前的那一個時段。在中國的研究時間中,一般是指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前的那一時期。這一時期,通常也可以稱之爲“史前時代”。
所謂“歷史”,準確地講,或者狹義地說,它指的是人類活動的歷史;也就是說人類的活動得多少有點兒人樣兒了纔稱得上具有了歷史。所以,“歷史地理”不包括這一“史前時代”自然是合乎邏輯的劃分,這也凸顯了人類歷史活動是歷史地理學的核心構成要素,明確這一點,我們纔能更好地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問題。
關於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這門學科在中國建立以來,中國有很多學者做過論述。現在很多通行的教科書或者通論性中國歷史地理論著,往往會將其定義爲: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地理的,研究的資料和方法,既有歷史的,也有地理的,還包括考古的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歷史的。那麼,人們對它的學科屬性又是怎樣劃分的呢?
也是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後有一些學者比較系統地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如黃盛璋先生等。在討論的過程中,出現如下三種觀點:
 
(1)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3)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介於歷史學與地理學之間的交叉邊緣學科。
 
所謂“交叉邊緣學科”的觀點,實質上是迴避了學科屬性的本質特徵。現在絕大多數學者,都附和上述第二種觀點,即普遍認爲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這樣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對其研究對象的考慮。因爲如上所述,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各項構成要素。從語法結構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歷史”衹是對“地理”的限定或者說是修飾,“地理”纔是構成“歷史地理”的核心內容。我這麼一說,大家一定認爲當前歷史地理學界這種普遍認識是十分合理的,是因爲它合理,纔成爲這個學科的普遍共識。
那麼,實際的情況、或者說這個學科的真實面貌確實是這樣的麼?小時候,那個時候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們共產黨人就最講‘認真’。”現在我不僅長大了,而且還長老了。人怎麼長都會長大,也都會長老,但我在成長過程中成爲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因此,不管做什麼,都最講“認真”;特別是在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始終把這“認真”二字奉爲治學箴言。
“認真”治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拋開既有的成見,獨立思考。認真讀書,獨立思考,從更廣闊的學術背景出發去觀察,首先讓我想到的是,世間萬物,都存在着聯繫,所謂“學科”,不過是人們爲了研究的方便,側重研究對象某一方面的屬性而做出的人爲界定。目前的絕大多數學科,是按照研究對象某一方面的內在特性而划定的。
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是,人們把研究人類社會行爲時間屬性的學科,划定爲歷史學;同時又把研究自然和人類空間屬性的學科,划定爲地理學。然而這個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是世界上各個學科的研究對象所共有的,也就是世間萬物都有其時間屬性和空間屬性。這麼一想,我想大家都會明白,在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學科當中,歷史學和地理學是兩門非常特殊的學科,而歷史地理學所研究的地理空間的歷史狀況及其變化過程,恰恰又把這兩門特殊的學科重疊到了一起,也就是把時間特性與空間特性融合到了一起,可謂特中之特,我們在認識其學科屬性的時候必須首先充分瞭解這一點。
時間和空間這兩個屬性,如果我們用座標線來表示,就是一個是縱軸,一個是橫軸,二者具有同等地位,而歷史地理學就是這樣兩個居於同等地位的軸線的複合體: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也就沒有必要一定要在歷史學抑或地理學之間強自做出孰軒孰輊的判別。也就是說,既可以因側重時間特性而將其劃入歷史學科,也可以側重其空間特性而把它歸入地理學科。
假如像現在歷史地理學界絕大多數人所主張的那樣,一定要基於其空間屬性而把歷史地理學劃歸地理學科,那麼,我們又如何看待歷史學的時間屬性?因爲若是對人類活動的時間屬性視而不見,那麼,我們就應該把政治史劃歸政治學,把經濟史劃歸經濟學,把軍事史劃歸軍事學,等等。依此類推,歷史學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種研究對象了,歷史學科也就不再存在了。我們完全沒有理由一定要排斥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
好了,現在大家同我一起回顧一下前邊我講過那句話——“人類歷史活動是歷史地理學的核心構成要素”,也正是基於這一核心構成要素我們纔把古地理學和當代地理學同歷史地理學區分開來,站在這樣的出發點上再來歷史地理學的時間屬性,當然更有理由把歷史地理學看作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由此出發,上溯於中國傳統的學術,我們纔能更好地把握歷史地理這門西方現代學科在中國也是有它的淵源的。
 
二、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
我在這裏強調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一方面,是想要矯正“時弊”,對當前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普遍認識談一點自己不同的想法;另一方面,今天談論這一問題,還有更爲直接的意圖,這就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來追溯相關內容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狀況和地位。
中國傳統的圖書目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古代學科體系的認知。從唐初形成的比較完備的四部分類目錄《隋書·經籍志》開始,直到清乾隆年間達到登峯造極程度的《四庫全書總目》,在古代圖書部類構成的四部分類體系中,地理類書籍一直是被歸在史部。儘古代目錄學體系中的史部書籍並不完全等同於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學,它區別於四部分類中其他部類的共同的本質特徵,是其內容的社會性,即側重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活動和行爲,而不是其時間屬性,可時間屬性畢竟還是史部中大部分書籍所具有的一項共同特徵。所以,由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科屬性出發向上追索,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古老中國的學術傳統,同歷史地理這門現代西洋學科不僅在過去具有很深的淵源關係,而且至今還存在着緊密的聯繫。
這些同歷史地理學研究相關的內容,學者過去習用的稱謂,是“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所謂“沿革地理”,沿即沿襲,革即變革。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主要研究歷代疆域、政區制度、地方名稱和方位、水道名稱及其所流經地點的沿襲和變革。
中國古代比較全面地體現這種沿革地理內容的著述,應當首推東漢時人班固撰著的《漢書·地理志》。
《漢書》是班固編著的一部斷代的紀傳體史書,記述西漢一朝的歷史。《地理志》是《漢書》當中的一篇,當然要以記述西漢的地理設置如郡縣等行政地理的基本要素爲核心內容。但在《漢書·地理志》中,同時也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沿革地理的內容。
《漢書·地理志》所體現的沿革地理內容,主要是一如《漢書》其他諸志,並不僅僅局限於記述西漢一朝的情況,而是通敘西漢以前歷朝歷代的地理建置。具體做法是:在篇首以《尚書·禹貢》的內容來充當夏、商兩代的地理,以《周官·職方》來充當周代的地理;敘述西漢的郡縣建置而在記錄其建置淵源時,起始於秦朝,並附記西漢末期新莽一朝的主要變化;在篇末描述大範圍的地理區域特徵,乃依循戰國列強的疆界。此外,在記錄各郡之內縣邑建置的由來時,向上述及春秋諸侯封國(若曾爲國都則直至夏商週三代帝都)。
總而言之,主要是記述郡縣體制下某一政區設置本身的歷史沿革,在特定政區之內的非政區地理要素,則主要是在一些縣下記述有重要河流水道的源頭、尾閭、河流長度(“行若干里”)及其所流經的郡數(“過郡若干”),同時還記述有一些重要山峰,在這當中,包含有《禹貢》載錄的山水澤地所在的郡縣。這樣的內容,已經非常豐富,後代其他同類紀傳體“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國志,以及記錄全國地理狀況的地理總志、記錄各個區域地理狀況的地方誌,大多都繼承了《漢書·地理志》這一基本記述形式和內容。因此,有人認爲,可以把《漢書·地理志》的出現,看作是沿革地理學在中國古代創立產生的重要標誌。
繼《漢書·地理志》之後,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在西晉時期又出現了一次重大發展,代表這一發展的地理著述,是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郡國志》。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是記述東漢一朝歷史的紀傳體“正史”,不過其本紀和列傳部分,早已失傳,只有“志”這一部分內容,由於在北宋的時候,被人摘取出來,編到南朝劉宋范曄撰著的《後漢書》中,用以彌補范曄《後漢書》沒有“志”的缺陷,這纔寄寓於《後漢書》中流傳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范曄《後漢書》,裏面都包含這部分司馬彪撰著的內容。
司馬彪的《續漢書·地理志》,首先也沿承班固《漢書·地理志》的體例,一一載錄東漢一朝政區設置的沿革變化。不過司馬彪在繼承班固這一做法的同時,自己也有重要創新,這就是在沿革地理內容方面,其著述主旨已經不再局限於記述政區本身的沿革變化;換句話來說,就是新增加了很多完全是為記述古代的地理事物而着筆的內容,包括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案《東觀漢記》是最早編著的記述東漢時期歷史的紀傳體史書)這些書籍中所涉及的重要地理內容,而不是用古代的地理事實來說明當代地理要素的歷史淵源。這是將每一特定政區都視作歷史活動的空間場所(甚至可以說只是為記錄歷史活動發生的地點提供地理坐標),記述這一區域內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地點。
從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史角度來看,這是一項重大的創建。除了像《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這樣的正史地理志之外,後代還有很多記述全國地理狀況的所謂“地理總志”。從現存最早的全國地理總志、唐朝人李吉甫撰著的《元和郡縣圖志》開始,到宋代初年樂史編著的《太平寰宇記》,再到元明清三朝官方編撰的幾種《一統志》,等等,在記述沿革地理的內容時,在繼承班固《漢書·地理志》著述體例的同時,也都繼承了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上述編著方法,記述各個政區範圍之內的前代行政設置、重要地名、舊址遺跡等歷史地理要素。直至清朝編著的《大清一統志》,使得採用這一形式所進行的沿革地理研究,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而這種形式的著述,在中國傳統沿革地理研究佔有最大比例,也是傳統沿革地理最核心的組成部分。因此,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郡國志》,在中國傳統沿革地理的發展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完全有資格與《漢書·地理志》相提並論,甚至可以說已經大大超越了班固的《漢書·地理志》。
除了上述各類地理志之外,中國古代記述河渠水利的著述,往往也很注意記述河渠水利的沿革。例如,司馬遷《史記》當中的《河渠書》就從大禹治水、戰國水利開始講起,再論及當代的水利。以後從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至唐宋以下各代河渠水利專著,無不涉及歷史上的沿革變化。
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很多專門論述沿革地理的著作。如宋代末年王應麟撰著的《通鑒地理通釋》,就是專門講述司馬光《資治通鑒》所涉及的前代歷代地理問題。王應麟的得意門生、元朝人胡三省為《資治通鑒》做注釋(正式的書名題作《資治通鑒音注》),也特別注意地理沿革。再往後,明清之際的顧祖禹撰著《讀史方輿紀要》,是論述歷代正史所涉及的重要地理問題。
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發展,出現一大批高水平學術論著。在這當中,前面談到的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統志》,最有代表性,直到今天,就其總體質量而言,在沿革地理方面,也沒有更高水平的著作,可以取代此書。
另外,在反映地理沿革的“歷史地圖”方面(按照古代的用法,應該稱作“沿革地圖”),中國至遲在東漢時期就出現了專門反映《禹貢》所記載地理狀況的《禹貢圖》。這是東漢永平十二年明帝在委派王景主持修治黃河河道時賜給他的參考用圖。後來在北宋神宗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至哲宗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期間繪制的石刻《禹跡圖》,流傳下來有不止一幀南宋時期的覆刻石碑。
 
西安碑林藏齊阜昌七年
(南宋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
石刻《禹跡圖》拓片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歷代政區建置沿革為核心內容的普通“歷史地圖集”,是稅安禮在北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編制的一卷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共繪有歷代地圖44幅,現有南宋初年紹興前期刻本傳世。它的性質屬於“讀史地圖”,即用作閱讀一般歷史典籍的輔助工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版
《歷代地理指掌圖》中之
《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局部
 
這類傳統的沿革地圖,在清朝末年,達到巔峰。清末人楊守敬繪制的沿革地圖集,不論是在篇幅規模上,還是在學術深度上,都達到了中國古代輿地沿革圖的顛峰。
楊氏繪制輿地沿革圖集開始於同治中期,在光緒末年至宣統初年期間,完成了一部規模空前的《歷代輿地圖》。這部圖集或以一朝、或以一國為一組,共44組,原裝本分訂34冊,繪制了自春秋至明代的歷代疆域政區,並輔以山川形勢。在其核心內容政區部分,基本繪出了歷代正史地理志中的縣級以上地名,同時還繪出了一級政區的界線;在地名考訂方面,吸收了以往沿革地理的主要研究成果,並對《地理志》中的訛誤進行糾正,因而在傳統政區沿革地圖中堪稱最為詳備,也最為準確。
幾乎與此同時,楊守敬還編著了一部《水經注圖》,用來反映《水經注》書中記述的北魏以前地理狀況,規模和水平,也都同樣具有集大成的性質。楊守敬繪制的這兩種輿地沿革圖集,都是用朱墨套印方式印制,即分別用朱色和墨色來反映今、古兩個不同時代剖面上的地理要素,古今對照,閱讀使用,非常便利。中國至遲在明代晚期,就已經採用這種方法來編繪和印制沿革地圖,這同樣是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興盛發達的一項標誌。

杨守敬《水经注图》局部
 
三、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創立和發展
在簡要回顧中國的沿革地理學傳統之後,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實中來,讓我們看看現在中國我們這些圈內學者所從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可以說是在傳統沿革地理的基礎上,引入西方近代科學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後,兩相融合,纔形成的一門新式學科。與傳統的沿革地理學相比,這個新式學科之新穎,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所以我在這裏從一開頭就講到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是直接從西方引入的,它是一門西方現代學科。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門西方現代學科被引入古老中國的歷程。
進入民國時期以來,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包括地理學和歷史學思想在內的大量西學術思想和方法湧入中國,許多歷史學家、地理學家都認識到,對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不能再僅僅局限於傳統沿革地理所涉及的對象,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有所發展變化。
在這一學術轉變大潮中,張其昀先生等人所主導的《史地學報》(1921.11—1926.10,共出版4卷20期),刊載了一批有關“歷史地理”的譯文和著述。除了張其昀先生本人的積極推動之外,當時參與翻譯、撰著這方面文章的學者主要還有胡煥庸、竺可楨等著名學者。儘管《史地學報》刊佈的這些內容同真正的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恐怕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距離,但對中國學者開闊眼界,積極瞭解和吸取西方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也爲後來正式引入西方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做了一定的鋪墊。
繼張相文等人之後,另一位對在中國建立新式的歷史地理學做出更重要前期預備性工作的學者,是顧頡剛先生。顧頡剛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立了一個叫做“禹貢學會”的學術團體,專門組織一批有志於從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研究的學者和大學在校學生,開展相關研究,並出版了學會刊物《禹貢》半月刊。參加這個學會的成員,主要成員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等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學會會員的相關研究成果,集中在《禹貢》半月刊上發表。自1934年3月創刊,到1937年“七七”事變停刊,共出版了7卷82期,發表論文708篇。
 
徐炳昶、沈兼士、馬衡、胡適、
顧頡剛、朱希祖、陳垣合影
(1924年)
 
當前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有很多人都在論著中表示,《禹貢》學會的建立和《禹貢》半月刊的創辦,標誌着中國學者對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 已經開啓了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向現代的歷史地理學的轉變;甚至有人直接宣稱,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往往都要舉述《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名稱最初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但從自第三卷起,便改寫爲: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後者在今天的直譯,就是“中國歷史地理”。
其實不僅是《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刊名,當時一些大學地理系的教材,在講述地理學的構成時,也都引入了這一學科名稱,將“歷史地理學”列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但是,其實質內容究竟如何呢?關於這一點,禹貢學會的骨幹成員侯仁之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特地指出過:“‘歷史地理’在我國學術界也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不過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這個名詞互相混用了,以為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分別,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見侯氏《「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
實際上《禹貢》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校大學生和剛剛大學畢業未久的青年教師爲主體,所刊載論文的學術深度,大多並不很高,而且從總體上來說,這些論文所涉及的問題,大多還是局限在傳統沿革地理的範疇之內,並不能簡單地用其英文譯名來判斷實際的研究內容。事實上,據侯仁之先生介紹,在禹貢學會活動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歐美世界真正的“現代歷史地理學”、也就是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也還剛剛興起不久,因而,即使當時確實想要全面採用西方現代歷史地理的學科理念和方法,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禹貢學會成員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國學者的具體研究論著表明,當時並沒有實現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向西方新式歷史地理學的轉變,甚至也沒有人明確提出過這樣的主張。禹貢學會所規劃的研究內容,只是編制歷史地名詞典、繪制歷史地圖等。其實瞭解到歐美歷史地理學的實際進展狀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基於當時中國學術在整體上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滯後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國的深厚傳統所造成的慣性,以禹貢學會爲代表的中國學術界所做的研究在總體上未能逸出於沿革地理範疇之外,這本來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禹貢》半月刊書影

儘管如此,顧頡剛先生通過《禹貢》學會的工作,聚集並培養了一批有志於從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研究的青年,爲建立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定了重要基礎。後來實際創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幾位代表性學者,如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譚其驤先生等,都是《禹貢》學會的主要成員。
“七七”事變以後,雖然由於日本軍隊全面侵華,《禹貢》學會的工作被迫中輟,但通過《禹貢》學會的工作,在這批有志於研究中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青年學者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積極探索在傳統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顧頡剛先生對此給予了積極的鼓勵,並明確指導這些學者,傳統的沿革地理要想實現研究範疇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變化來說明問題,要運用地理學的理論從事論證;爲此,應該盡量學習地理學。
正是在顧頡剛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像史念海先生等一些年輕學者,開始了突破傳統沿革地理學桎梏的積極探索,大致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開始,在研究問題時,不再僅僅關注傳統的疆域和政區沿革以及其他輿地沿革問題,而是着眼於人口遷徙、邊疆開發、交通運輸、都城選址、軍事地理方略、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等一系列歷史時期的經濟和人文地理問題,爲在中國創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做出了重要的實踐工作。
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是1949年以後,通過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等一批學者的持續努力,至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國大陸上逐漸建立起來的。
如同我剛剛講到的,雖然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開始,像史念海先生等一些學者就開始了突破傳統沿革地理桎梏的積極探索,但西方現代學科是依託於相應的文化體系而產生的,它同其賴以產生的這個文化體系有完備的聯繫,因而像史念海先生等人這樣的暗中摸索,是很難讓傳統的沿革地理學脫胎換骨,羽化成仙的。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創建過程中,侯仁之先生起到了至爲關鍵的作用。原因,就是由於他在1946年秋天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學留學,受教於當代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達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從而纔有條件從準確無誤地把西方當代歷史地理學理論和方法引進中國。
1950年7月,剛剛從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歸國、在燕京大學任教的侯仁之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的文章,針對1950年春教育部規定的大學歷史系選修課程“中國沿革地理”,對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在主張把大學歷史系中列爲選修課的“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名稱改換爲“中國歷史地理”的同時,提出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不能再以歷代疆域的消長與地方政治區劃的演變爲主,而是要以不同時代地理環境的變遷爲主,舉凡每一時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變遷,如氣候的變異、河流的遷移、海岸的伸縮、自然動植物的生滅移動以及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狀況、都市的興衰等等,都應包括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疇之內。

侯仁之先生
 
侯仁之先生這篇文章,雖然論述非常簡單,但卻闡述了所謂“歷史地理學”區別於傳統“沿革地理學”的基本特徵,後來的相關理論論述,在本質上沒有能夠超出這篇文章,特別是這篇文章促動教育管理部門,改變了大學課程的名稱,對在各個大學開設這門課程的教師,起到重大影響,從而能夠用新的眼光來看待相關研究,整個學科的面貌,隨之很快發生變化。
侯仁之先生後來又陸續撰寫有一批闡釋學科理論的文章,主要有:
 
(1)《歷史地理學芻議》
(2)《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3)《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4)《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認識問題》
(5)《歷史地理學概述》
(6)《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與城市規劃》
(7)《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與文物考古工作》
(8)《歷史地理學研究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務》
 
這些文章收入侯仁之先生的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和《歷史地理學四論》。除了侯仁之先生的努力之外,黃盛璋在1964年發表的《論歷史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這篇文章,也對新型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學科理論問題,做出了比較全面的闡釋。
除了理論論述之外,侯仁之先生更身體力行,在五、六十年代,對北京的城市起源與演變、西北沙漠變遷以及渤海灣西部海岸線的變遷等問題,作出了具有典範意義的重要研究,對學科發展,起到示範作用。
 
史念海先生和譚其驤先生合影
 
為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另一位學者,是史念海先生。爲構建中國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史念海先生付出了巨大努力。自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開始了突破傳統沿革地理的局限之後,史念海先生一直持續不斷地積極探索這一問題,並爲此閱讀和積累大量史料,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寫出了一部系統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書稿。史念海先生這部書稿,本是教學授課而撰寫的講義,明白這一情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侯仁之先生那篇《“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對他的影響了。
這部書是參照現代地理學的一般結構、內容,比較全面、系統地闡釋歷史時期中國的地理面貌,其中包括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人口地理三大組成部分,事實上爲新型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勾勒了基本框架。這部書稿雖然由於史念海先生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從50年代初起,油印本即散布很廣,一些院校的相關專業也曾採用爲教材,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因而可以將其視爲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已在中國全面建立的重要標誌之一。
史念海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發表的對學科性質轉變具有典範意義的重要論文,還有《石器時代人們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這篇文章着眼於自然環境對早期“聚落”這一地理現象的制約和影響,眼光和方法,都與傳統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與此類似的是,史念海先生在1963年9月出版的論文集《河山集》一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從敘述自然環境基礎入手,分析經濟地理格局,較諸傳統的沿革地理學,顯示出一派全新的氣象。
參與創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譚其驤先生。譚其驤先生具體研究的學術問題及其研究方法,雖然更多地是對傳統沿革地理的繼承,但也同樣從很早起就積極拓展這一學科的研究範圍,探索採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譚其驤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發表了幾篇典範性意義極高的研究論文,其中包括《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歷史時期渤海灣西岸的大海侵》等。這些研究,都在研究範圍和方法上,較諸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具有重大實質性的突破。
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一學科並不是在一片空白的沙漠上建構起來的,它實際依託的是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基礎,其研究範圍的開闢和拓展也幾乎無一不是要以傳統的沿革地理爲基礎。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全面建立和不斷發展,最重要的沿革地理基礎,可以說是基本上由譚其驤一手奠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講,譚其驤先生在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科創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一點兒也不亞於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甚至更爲基礎,更爲重要。
其他一些學者,如陳橋驛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創建過程中,也發表了一些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轉變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學術論文,例如,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表的《古代鑒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古代紹興地區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農業的影響》等文,對後來的學術發展,就都具有很強的示範性作用。
總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是在傳統的沿革地理基礎上,直接引入西方當代歷史地理學的觀念、研究方法與範圍等內容之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
 
好了,我的話就講到這裏,上面就是我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由來與發展”這一問題的粗淺認識,所謂“發展”更衹是講到當代歷史地理學相對於傳統沿革地理學的發展,還有很多基本問題沒有談到;即使是已經講到的這些問題,考慮得很不成熟,話還講得也很不利索,對不起大家了。請唐曉峯先生和各位朋友多多批評指教。謝謝各位。

2020年12月3日下午講說於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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