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简介
社会团结路径的转型——基于华西村的田野调查
张卓君提要：与现代化相伴的社会原子化趋势，对社会团结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对集体主义村庄华西村的实地调研，探究华西村构建起社会团结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转型。研究认为，组织强制、价值精神、关系情感和经济选择是形成社会团结的四条主要路径。在人们对社会风险认知日益明显的现代社会，对集体的团结逐渐卸下了“奉献”的色彩，“规避风险”和“各取所需”的考量在上升，集体能提供的“安稳”，日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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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社会，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正面临着“现代化”及“原子化”趋势对社会团结的威胁（田毅鹏、吕方，2009；高飞、向德平，2015；田毅鹏，2014）。不过中国的一些村庄（例如南岭村、官桥村等），仍始终保持着集体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村民在村集体企业上班，工资由村集体发放，村民在思想上自视为村集体的一员，服从并且依赖集体。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华西村。笔者在对华西村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华西村如今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在组织形式层面，华西维持着“后集体主义”的制度，村民入股村集体企业，在村集体所有的工厂和企业中工作，工资和养老金皆由村集体发放；在个体层面上，村中居民也多表达出对集体主义观念的认可，并在行动上服从集体的安排。面对社会日益迅猛的现代化发展，本研究所希望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华西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维系社会团结的路径是否较之前发生了变化？
一、研究方法及田野地概况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东部。自2001年起，华西村开始帮带周边20个村共同发展，这个村落的聚合体被称为“大华西”，而最初富起来的自然村落华西村则被称为“中心村”。以户籍划分，大华西的人口包含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以及外来打工者。通过预调研发现，相较大华西，华西中心村显著地表现出了更高的社会团结水平。与许多村中只剩下老人与儿童的村庄不同，华西中心村是农村劳动力外流大趋势中的“逆行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地区选择离开家乡于省外就业（不包括省内就业）的人口比例为17.2%。但据华西村统计，在2014年至2019年，华西中心村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含留学）后回村工作的年轻人比例为96.5%。除了在行动上归拢于村集体，在认同上，华西村人也更倾向于将自我视为共同体中一员，当被要求“将自己、小家庭、大家庭、村集体的重要程度排个序”时，21名受访者中的17名都将自己排在了最后，并表示愿意服从集体的安排。
通过熟人牵线，经村委干部引荐，研究组于2020年1月期间进入华西中心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主要采用了非参与式观察法与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的内容包括参观已故村书记纪念故居、村史展览馆、村民活动中心、村集体企业等村标志性建筑和村民活动场所。在访谈对象上，本研究选取了村中“80后”与“90后”的青年人作为受访对象，这是因为“80后”和“90后”成长于自由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急剧提升的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在大城市，甚至在国外念大学，有能力、也有机会在大城市“闯荡”，但却选择回到了华西村生活和工作，而这种选择正是华西村社会团结的一种体现。本研究对21名青年一代华西村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持续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在此之外，本研究也开放式地访谈了若干村干部、普通村民以了解华西村的集体活动与日常生活。最后，作为资料的补充，本研究获得了村干部的支持，取得了一些基本数据，包括村民人数、人均年收入、村集体年产值、外出青年回流率等。
二、团结何以可能：两个方向与四条路径
团结指一种和谐非冲突的社会秩序状态。在团结的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具有相互联结的关系，个人对特定社群或社会参与并认同，在行为上受到集体规范的约束，在精神上享有共同的认同感，并且互相信任、帮助、支持和合作（Landecker，1951；涂尔干，2000；周怡，2006)。社会团结既产生于社会集体对个体的凝聚，也是个体自趋于集体的结果。
社会集体对个体的拉力依靠共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以及集体的结构性、组织性力量发挥影响。涂尔干（2000）提出社会集体能够对个体施加压制性的道德、法律以及规范，社会通过共享一致的集体良知，并惩罚违反这一集体良知的人，而达到一种“机械团结”的状态。与之相似地，帕森斯（Parsons，1977）也认为社会的整合与团结需基于共享的价值观，而共享的价值观来源于对社会规则或道德的共识。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伦理和习俗在维系乡村社会团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费孝通，1998；梁漱溟，2003）。社会不仅通过抽象的信仰与意识触及并团结起其中的个体，也经由实在的组织形态保证个体在精神和事实上受到集体力量的控制，这些组织形态往往由位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组织担当，中间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地降低社会原子化的风险并巩固社会团结（王思斌，2001；田毅鹏、吕方，2010；吕方，2013）。
社会团结同样产生于个体对群体的主动选择。首先，社会团结离不开个体对集体的认同（麻国庆，2015），这种认同产生于多样的途径，滕尼斯(1988)将形成集体的个人意志区分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两种，前者驱使人们因亲密关系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以帮助与协作为基础的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后者则驱使人们因利益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表面的、目的取向的“社会”集体。无论是本质意志还是选择意志都显示出社会团结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手段，正如鲍曼（Bauman，1997）所说，进入集体是“人类的求生策略之一”。莫斯（2002）通过对于部落习俗的研究发现，“互惠”是形成社会团结的基础。不过，客观上的互相依赖并不足以带来社会团结。涂尔干（2000）认为，在人们各不相同、各司其职的分工社会中，社会团结的产生需要个体在主观上能够认识到其他人和社会的依赖。在利益性和功能性的选择驱使下个体对集体的依附，不仅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某种心理定式，对中国单位制度与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则发现，民众对组织的习惯性依赖会使个体形成“心灵的集体化”（郭于华，2003；卢晖临，2006）。个人对集体的选择也通过情感和价值性发生作用，譬如，通过友谊关系，个人能够建立“与他者一致”的认同，并因此形成社会团结（罗朝明，2012）。
总结而言，这些理论呈现出四条构建团结的路径：基于组织强制的团结、基于价值精神的团结、基于关系情感的团结和基于经济选择的团结。但社会团结的形成并不存在一个恒定的公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社会遵从不同的团结整合逻辑（Tonnies，1988；涂尔干，2000）。四条社会团结路径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力度显然也并不会相同。那么，在华西村，上述四条团结路径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三、集体控制：基于组织强制的团结路径
周怡（2006：17）在2002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华西村“那些明显不属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惯习和制度环境，如经常性的政治动员活动、集体消费、闲暇控制以及若干强制性的处罚条例等等，依然对经济、社区整合及村民精神共同体的凝聚起主导的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政治动员活动、集体消费、闲暇控制以及强制性条例不同程度地弱化了。
2017年前，村民很大一部分的消费限定在村集体中，当时村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平日工资较少，年底的奖金数额较大，但只有20%奖金以现金形式发放，可以用以自由消费，其他的都划到分红账户上，作为入股村企业的股权，不能提现，但可以用来在村中百货商店、旅行社、宾馆、餐厅等地方消费，村中“分配”的房子和汽车，也是从分红账户上划出的。2017年股份改革后，村民的收入停止入股，100%发放现金，村民可以自由消费；在闲暇控制上，曾经，华西村沿袭旧时农事没有假日的惯习，村资企业并没有如城市中的双休日，只有在春节等特殊的节日才会有假期。而如今，这项制度也不再存在；另外，华西村中政治性动员的频率也降低了。以前村民一个月要开三、四次村民大会，对村中大小事务进行信息沟通，甚至过年时都可能还要开学习会议，而现在的村民大会一个月召开一次。并且，华西村在工作流动上也放开了口子。在2017年之前，村中实行严格的工作分配制，要求村民服从村中决定的工作安排；2017年以后，华西村开始试行自由竞聘，并且建立了创业孵化基地，为村民的择业行为增加了竞争性和流动性。如今组织制度中确切规定的集体性规范，只剩下一月一次的村民大会实行固定座位制度、村民原则上不允许请假这一点。
与其他集体控制手段一同软化的是强制性的惩罚条例。在原来，若本人要离开村集体，需要放弃挂在村集体账上的财产，即使是子女离开华西村工作，退休老人的养老金也将会面临骤减。而在本次访谈中，在聊到是否希望孩子回到华西村工作时，许多受访者表示“孩子愿意在哪里，我们都是支持的”。
四、集体价值：基于价值精神的团结路径
基于价值精神的团结路径是指集体经由对价值的构建和对共享符码的塑造，向其成员传达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提醒其作为集体成员的身份，使其在价值观念上认可并团结于该集体。与十几年前相比，基于集体价值的团结塑造路径被摆到了更为核心的位置。
华西村从没有停止过对集体主义的构建。在华西，横幅和标语密集而醒目地出现在街道上、企业里，集体主义被饱和式地展示给每一个人。这些标语大多给人以强劲的集体主义式话语冲击，宣扬着“先集体、后个人”的价值观念：
“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华西村标语
村集体不仅通过标语和动员来训导式地传达集体主义价值观，也通过对共享符码的塑造使人们相互趋近。华西村于2018年修建了村史展览馆，馆中通过数据和图片展示了华西村从一贫如洗到现在“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华西村的村史实际上也是村民的家庭史和个人史，华西村的发展史是村民们所共享的符码，而村集体的领头人，已于2013年过世的老书记，也仍然担当着华西村的精神领袖，是华西村最广泛共享的符码。并在代际间延续：村中老师会给学生讲老书记的故事，每一位村民也依然会背诵老书记的语录。故事和叙述的力量，2019年，华西村将老书记的故居正式开放，成为了村史教育的一部分，学校和单位会定期组织参观、学习。
华西村村民共享的符码也点滴渗入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村中心的龙希酒店是村中最高的建筑，承载了村民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仪式性时刻：公司的年会在这里开，人们的婚宴、生日宴在这里请，家庭的年夜饭在这里吃。另外，华西村还开设了“华西村月刊”微信公众号，每日向村民推送华西村的各项事宜，村民们也时常将其分享在朋友圈。无论是龙希酒店，还是“华西村月刊”公众号，都是村集体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性呈现，这些象征并不直接地向人们宣扬集体的崇高，而是通过不断地出现在生活中的仪式性和日常性时刻，提醒人们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身份。
五、集体社会：基于关系情感的团结路径
在华西村，存在一种“立体关系”——村中通过各种组织和活动，让村民嵌入多重共同体之中。由于华西村坚持集体经济的生产模式，很多村民也具有同事关系；同时华西村还很注重搭建邻里关系，自2013年开始，村中组织了党员联动小组的活动，每个优秀党员负责联络周边的8—10户家庭，每个月开展一次集中学习；另外华西村每年都会举办几场大型的联欢性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丰收节”和“村晚”（小年夜晚会），这些活动基本不外聘演艺团体，而是鼓励村民参与演出，深度参与集体活动。种种组织与活动使得每个村民都处在一张立体交织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看着你长大的叔叔，同时可能是你的职场同事，又或者是同一个党员联户小组的成员，每个人都受到多种关系和情谊的羁绊与牵制。
在立体关系网络中，个人行为不再只在一个关系领域中产生作用，其影响力以及与之相伴的责任感都会被放大：
“我总是想着我的工作会对村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懈怠了，我没有做好，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有时候我走出办公室，看到那些村民，老人带着小孩，我就在想，所有村民他们的幸福来源，这就是来自于我们村里面这些中流砥柱的双手，我们亲自去创造，总觉得有一种责任在肩上。”（CZ1082，男，“80后”）
另外，这种立体的关系使得身处其中的个人十分在乎自己的声望，注意自我约束，不在集体中作出逾越、出格的事情：
“人与人间矛盾肯定有，但感觉大家会比较自我约束。比如说有婆媳吵架，我们通常都会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传出去，你对婆婆不好，或者婆婆对你苛刻，多难听！不光是左邻右舍要传，企业里面也要传”。（CZ1104，女，“80后”）
个人的自我约束能一定程度上维持集体的和谐，消减共同体离散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人与人通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有了感情”，也有了彼此的接纳和认可，形成基于情谊的团结：
“在华西因为平时的沟通会多方位一些，所以大家的关系更紧密一点，就显得更团结。这是建立在彼此一个认同感上的，就是我认同我们是一起的。公司里的同事，其实大家也都是邻居，就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CZ1132，女，“90后”）
在关系与情谊外，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华西村建立社会团结的重要情感途径。基于共同体身份获得积极评价是人们对该共同体身份自我认同的基础（Ashforth & Mael, 1989）。华西村十分注重村史教育，每个村民都熟知华西“60年代造田，70年代造厂，80年代造城”，的发展历程，由贫转富的村史为每一个村民增添了作为华西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不仅如此，村史展览馆中也在醒目位置陈列了国家权威机构对华西村的高度评价：“‘天下第一村’不是我们自封的，建党80周年，国务院、中宣部、中组部、农业部把我们展出的标题是‘天下第一村’”。生活中，华西村民也感到自己的生活优于其他农村人，甚至是一些城市人，尤其在集体生活中，这种优越感更明显，在介绍该村“村晚”的时候，不止一位村民形容这场晚会场面豪华“堪比央视春晚”，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通过共享积极评价而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华西村民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共同体身份认同。
六、集体经济：基于经济选择的团结路径
华西村的“村民守则”，人人都能背诵——“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奋斗”与“团结”是华西村的关键词，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华西村社会团结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一个在华西村的人都会清晰地接收到两个信息，一是华西村实行集体性经济的发展模式，二是华西村因此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华西村，个人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也是对于集体的责任，而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足也不仅是个人努力和选择的结果。华西企业皆为集体所有制，村民人人皆为股东，每年一月会初，华西村会举行“工作总结目标动员会”，讨论并传达村资企业的发展规划。2017年前，村中实行工作分配制，由专门的委员会基于集体性的需求决定村中的岗位分配与人才调动。虽然2017年开始村民可以“自由竞聘”，想要变动工作的村民可以去意向单位自主面试，不过村中仍要求，必须先辞去原来的工作才能去新的企业应聘。如今，基于集体控制力的工作分配制依然是华西村人才流动的主要途径。
华西村集体经由各种方式向村民展示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新时代的竞争力。经由村史教育，新一代的华西村民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华西村就已经“家家住别墅，人人有车开”。如今，在村展览馆的展示墙上，赫然展示着2018年村集体经济产值超28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90500元的经济数据，仅次于当年上海和北京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经济战略布局上，华西村的企业涉足了包括芯片行业在内的多种现代化产业，并通过村民大会等方式对其成果定期通报。另外，华西村十分注重将村中精英“前台化”，使村民能因为精英的存在而增加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信心，比如定期举办“智慧论坛”以及各种表彰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普通年轻人中的能人获得了“精英”的光环，以“精英”的形象被村民所认识。
当作为一个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实行集体经济的共同体被村民认识时，华西村自然被村民认为是一个能提供“更多机会”，生活也更容易的地方——这是华西村年轻人叙述其回村选择时最多提到的理由：
“第一个，村里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集团本来发展的也挺好的，也有很多企业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回家不用买房，要在外地的城市留下来，一个年轻人要打拼也挺不容易的，回来的话家人都在身边，生活也没有后顾之忧。”（CZ1132，女，“90后”）
大部分华西村的年轻人在解释自己留在村里的原因时，毫不避讳其利益选择的逻辑，将经济和生存作为主要的考量对象，但与“原子化”社会中自利的个体不同的是，在回答“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集体好很多，自己好一点点，另一个是集体好一点点，自己好很多，你会选哪个？”这个问题时，所有的被访者都选择了第一种情况，将村庄的发展优先于自我的发展。不过，华西村民并不认为这种选择是出于集体主义价值的“奉献精神”，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老一辈可能都会讲‘要奉献’什么的，我们比较现实。我们大学读出来，考虑待遇是一方面，但还是看中华西这个平台。物质还是短期的利益，平台才是长期利益，集体不好就不能长远地好，其实就是互利。”（DF1131，男，“80后”）
实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展现经济实力，是华西村聚拢人心的途径。在集体经济中，个人利益与集体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华西村集体主义的经济形态以及由此获得的强大经济实力，使村民获得了只有团结于集体才能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认知。团结于集体以获得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是华西人归拢于集体的理由。
七、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所求及团结手段
华西村构建社会团结凭借了如上四条路径。相比十几年前，这四条团结路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老一辈华西人“讲奉献”，愿意更大程度地放弃自己的自由，受集体规章和道德的约束，现代青年一代华西人则开始对个人利益以及个体性的价值观更敏感，更多地以自我意识而非集体规范为行动的依据。在华西，原本基于集体性规范、以组织强制力维持社会团结的路径淡化了，与之相对，村集体对通过精神和价值以及关系和情感路径上的团结构建更为重视了。这些经由个人的认可和同意的团结路径走向了前台。因而，社会团结形成的核心，是社会对个人期待的满足。
今天，华西村年轻人是对于村外“惊涛骇浪”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
“留在南京的同学过得比较困难，她们立志要买一套房子，这个志愿就导致她们很苦。”（CZ1132，女，“90后”）
“上海有很多高精专的人才，老板未必会重用你。回到你的家乡，机遇就更多了。”（DF1105，男，“80后”）
“没有在J市继续做老师，是因为我没有考到上岗证。考了两年，整个J市上千人去考，只取十几个人，太难了，又没有‘关系’，后来我也不想去考了。”（FJ1091，女，“80后”）
“我在上海工作的堂哥跟我说大城市也不好，压力大，虽然工资高，但是花得也多。算来算去，还不如在村里安稳一点。”（CZ，男，“90后”）
个人团结于集体，是因为集体是有竞争力的，是有能力为个人在充满风险的复杂社会中提供庇护的。在对大城市的风险以及对华西村雄厚经济实力的共同认知下，村民将村集体视为惊涛骇浪中的大轮船，为村集体中个人的安稳生活托底。十八年前，在华西村社会整合中起轴心作用的是“不败的权威”和“集体不朽”的精神理念（周怡，2006），而如今，经由价值精神和关系情感所建立起来的“集体不朽”的精神理念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与其说是对于作为抽象精神的“集体”的信仰，更多的是对“集体”这种团结的社会形态的信仰。村民相信，只有坚持高度整合的社会形态，集体才能真正成为每一个集体成员的避风港。相应地，“不败的权威”是要能提供不败的经济发展和不败的幸福生活的，权威的合法性不来自组织位置，而来自执政结果。
总而言之，团结是每一个想要稳定发展的社会不变的追求，在现代社会，源于个人自主选择意愿的方式正逐渐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动力来源，在充满竞争和风险的今天，在集体中规避风险、获得发展机会成为了华西村社会团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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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1期
参考文献：（略）
作者 张卓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期刊版责任编辑：罗 婧
网络版责任编辑：郭云蔚
网络版责任主编：张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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